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肇端于思想领域，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就可能在一夜间发生。西方学者约瑟夫·奈曾就柏林墙倒塌发出感慨：“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西方的文化就已经‘穿墙而过’影响了一大批人。如果没有西方流行文化经年累月传递的那些影像，光凭锤子和压路机是难以推倒柏林墙的。”可见，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影响深远，如果我们出版工作者不去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不去宣传我们的思想，思想之墙就会有坍塌的危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反复提出，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也始终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方位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效，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新闻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出版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检察出版社作为全国检察系统唯一一家出版社，不仅要在服务检察大局方面有所作为，更要牢固树立把好意识形态关，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检察出版工作队伍。

　　一、提高警惕性，始终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 

　　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肩负重要使命。法律领域图书出版同样责任重大，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多肇始于法律制度和法律精神，如新自由主义、三权分立、宪政改制、普世价值等等。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方的错误思潮倾向于选择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中国立法、司法制度等作为攻击对象，利用偷换概念、移花接木等手法，如将“司法独立性”和“三权分立”进行比较，将中国的宪法制度与西方的“宪政”混为一谈等，进而动摇中国的政治根基；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学界一度存在“外国月亮比较圆”的“西化”思想，少数学者主观认为，西方的法律就是先进的、应该吸收借鉴的，中国的法律就是落后的、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因此，作为法律图书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在编审书稿时必须慎而又慎，始终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学会正确处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等关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

　　一是坚守底线，不妥协不让步。意识形态是所有出版物必须坚守的底线，也是出版社生存的红线，对于这一问题，不唯上、不唯权，不让步、不妥协，坚决一票否决。无论是法学界久负盛名的学者，还是司法实务界的权威专家，不经过出版社三审三校、不通过意识形态导向关，书稿坚决不予出版。一方面，错误思潮多披着合法的“外衣”，导致专家学者们的观点被错误引导，例如曾经引起热议的“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的伪命题；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著名专家学者过去的一些观点放到现在可能已不合时宜，例如与司法体制改革相关的问题等。因此，编辑应该占牢意识形态阵地，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出版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二是明辨是非，坚持理论自信。在当今社会人们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现实下，在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渗透日益加剧的条件下，法学理论界、实务界出现少数不同声音，甚至出现撰写或宣传一些存在错误思想、错误观点或者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对此，编辑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字内容，把握立论的本质，明辨是非，准确鉴别作品中显见或隐藏的意识形态问题，通过合格的作品积极引导人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是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编辑能力和知识积累。阅读是学习的重要手段，而为读者提供阅读资源的编辑，更是需要不断学习，以保持自身的编辑力。合格的编辑应该是“杂家”，作为政法类图书的编辑，虽无需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但对于政治财经新闻、国家政策法律，甚至外交关系等应有所关注，避免出现篡改或错误引用国家领导人言论，抨击与我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国家等不当表述，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

　　德国知名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塞德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提到，一方面，出版人要为出版社承担经济责任，他要为出版社的盈亏负责；另一方面，他要为这些书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思想责任和法律责任负责。这种角色冲突是因为，书籍有商品属性，但是又不仅仅只有商品属性。因此，身为青年编辑，必须要在意识形态与社会效益方面有所坚守，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保持谨慎和警惕性，保证出版发行的图书符合意识形态要求。

　　二、树立大局观，始终以“服务检察”为中心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新理念，新时代新作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张军检察长指出，检察机关要自觉肩负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法治建设、司法工作、检察工作成就，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检察声音。服务检察大局，宣传检察工作是检察出版社的立社之本，我们的出版物自然要为检察机关和中国法治发展发挥导向引领和信息传递等重要功能。

　　一是出版为落实新时代检察工作理念服务。张军检察长上任之始即提出“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及“双赢多赢共赢”等一系列检察工作理念，今年又提出“四大检察”这一新的谋篇布局。对于这些新时代检察工作理念和要求，形成统一认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落实。对此，我们应该发挥书籍较之新闻更具深度、厚度的特点，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并解读新时代检察工作，让宏观的理念和中观的工作方法相结合，进而落脚到微观的个案，为检察人员充分理解并准确运用新时代检察工作理念提供多类型参考。

　　二是出版为繁荣检察理论研究服务。重视理论研究既是检察机关的优良传统，也是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切实加强检察理论研究，能够为“四大检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出版物正是检察理论研究的最佳载体和传播媒介。繁荣检察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检察理论类书籍的出版，以固定研究成果，提高研究积极性；另一方面应在补短板、补弱项上下功夫，对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理论加强探索研究，主动联合“外脑”智慧，形成研究合力，最终形成理论共识和理论认同的良好氛围。

　　三是出版为提升检察官专业能力服务。2019年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推进之年、关键之年，而内设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因就是落实司法办案专业化，实现“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要求。出版检察实务类书籍可以在提升检察官专业能力方面有所促进。第一，出版新立法的解读与适用书籍，方便检察官学习理解新的法律法规并运用到具体工作；第二，出版区分不同业务条线的连续性指导读物，为本条线传递政策精神、交流业务经验、活跃理论研究等提供平台；第三，出版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的业务指引书籍，将必备法律、实务操作、典型案例等办案常用内容武装到每一位检察官；第四，出版检察案例类书籍，突出检察机关职责特点，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和“典型案例”的参考借鉴价值。

　　四是出版为提振检察信心、展示检察形象服务。“自信者，人恒信之”。我们不仅自己要坚定信心，还要通过宣传让人民群众了解、理解、支持检察工作，形成一心。讲好检察故事，传播检察声音，提振检察信心，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善于运用案例的方式传播检察声音，利用案件尤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的影响性、传播性，有效宣传检察职责和检察工作；另一方面，灵活运用图文并茂等轻松阅读的方式宣传检察工作，尤其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新发展新作为，提振检察人员信心，增强社会公众认同。

　　三、增强编辑力，始终坚守青年出版人的责任与初心 

　　从事编辑这个行业一般皆为爱书之人，但如何把读书的爱好转化为事业，如何把优秀的作品“摆渡”给其他爱书人，如何面对全媒体时代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需要青年出版人不断思考和实践的命题。

　　一是积极学习提升，理性对待出版行业转型。随着数字化时代和自媒体的发展，传统出版被冠以“夕阳产业”的称号，但是一位资深出版人对此做出有力回应：出版因为有编辑而成为出版，不因任何技术和工具而有所改变。在信息不足的时代需要编辑，在资讯过量且真假难辨的当下更需要编辑。作为青年出版人应该有将“危机”变为“转机”的干劲，积极学习，不断提升自我，不畏将来，勇于接受挑战。

　　二是增强服务意识，对工作抱以投入和热忱。正如巴金将其编辑出版工作视为“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钱钟书称赞其责任编辑周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优秀的编辑，能够与优秀的作者产生巨大的共鸣，发生巨大的化学反应。青年编辑同样应该以前辈为楷模，对作者报以服务和热情，对工作报以责任和敬畏，为作品百分之一的增项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三是勇于积极探索，保持青年人的热爱与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碎片化阅读，虽然冲击传统阅读和出版，但只要保持青年人的探索和进取心，必然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守得云开见月明。新时代的青年编辑一方面，应该一如既往地视质量如生命，使图书能够经得起读者和市场的检验；另一方面，熟悉和掌握新媒体时代的特殊性，正视数字革命给出版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升知识的快速鉴别、准确应用和有效整合能力，实现立体、多媒介出版。

　　有学者将审判工作分为三种境界，编辑工作亦可同理借鉴：编辑最低的境界是“俗务”，绝无贬义，就是平常事务，每天埋头看文字、挑错字，较少考虑书稿中蕴含的精神、要义；其次的境界是“事业”，就是善于思考，有独到的见解，把编辑工作当做一项事业来做；最高的境界是“审美”，就是有真兴趣，对文字和思想有崇高的敬畏，把编辑工作视为一种艺术，力臻完美，锲而不舍。作为青年编辑，只有树立从“俗务”到“审美”的境界，从“工匠”到“大师”的目标，才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新时代检察工作深入人心，让传统出版焕发永久的生命力。